專訪陳金橋：國際運營商敲電信市場大門

    記者 張凱鋒
    盡管信息產業部否認已經正式批準韓國SK電訊與中國聯通擬成立的合資公司，但是預計2003年底以前，這家歷經坎坷的中外合資電信公司將很可能獲得主管部門的正式批復。韓國SK電訊一再強調，新的合資公司主要定位于互聯網增值業務，而非中國目前并未開放的基礎電信業務，但確定無疑的是，隨著中國電信市場加大開放步伐，一個規模上萬億的電信運營市場的大門正在逐步向國外電信運營巨頭們打開。 
　　記者日前就中國電信運營市場開放方面的問題專訪了信息產業電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長陳金橋博士。陳金橋認為，加入WTO之后中國電信市場的開放是大勢所趨，但國外的電信運營商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獲得與國有資本以及國有電信公司相同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中國的基礎電信運營商已經具備和國外電信巨頭抗衡的實力，因此國外運營商在中國電信市場上并不能所向披靡。實際上，WTO框架下電信服務貿易的開放是雙向的：一個是國外運營商進入中國市場，而是中國運營商進入國外市場；從目前情況看，這兩個方面都呈現較好的發展勢頭。 
　　陳金橋認為，長遠來看，國外運營商將主要選擇互聯網和移動通信領域作為主攻方向，而現階段將以互聯網和移動網的增值業務為主，預計3G將是吸引國外運營商加速進入中國電信市場的一個磁場。 
　　中國電信市場逐步開放，國外運營商將可參與所有業務領域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的規定，電信市場至少包含三大領域，即電信設備市場、電信建設市場以及電信運營市場。前兩類市場業已開放，國內外企業競爭相對充分，最受關注的是電信運營市場（或如國際條約所稱的“電信服務市場”）。該市場發展潛力巨大，而且目前競爭還不充分，引起國內外相關企業的投資者的高度關注。 
　　從政策層面來看，中國電信市場的開放政策主要由國家綜合管理部門和電信行業主管部門來統一制定，開放過程是分階段和循序漸進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國內電信市場相對封閉，競爭主體較少，基本由國有全資電信公司控制；其后，通過企業改制上市，部分海外資本得以間接進入中國電信市場；1998年成立信息產業部以后，隨著國內電信改革的深化，電信市場的內外開放逐步加速，不僅引入了新的競爭主體，而且另外兩家全國性基礎電信公司分別上市，國外運營商的股權比重和參與度進一步提高；以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為分水嶺，中國電信市場的對外開放政策開始納入國際條約和國內法律法規共同規范的框架。 
　　在第一輪服務貿易談判最后確定的電信市場對外開放的承諾之中，我國政府按照電信業務領域、經營地域以及外資的股權比重三大標準漸次開放國內電信市場，用6年時間基本完成電信業的全面對外開放，但是在開放進程中堅持國有資本對關鍵網絡設施和基礎電信業務的控制力。2003年9月和10月，中央政府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分別簽署了CEPA協議，對特定地區的投資者開放進度有所提前。 
　　從當前中國電信產業的發展階段和市場競爭的狀況來看，全面開放的基礎尚不具備，需要利用加入WTO后的過渡期加速整頓市場環境和培育國內企業的競爭實力。同時，由于電信業在信息社會中具有基礎產業和戰略產業的地位，在世界范圍內均屬于非完全開放競爭的產業，所以預計國內電信市場最大的開放程度是：所有的電信業務領域外資均可參與，但在基礎設施和基礎業務領域的股權比重受到嚴格限制；可以享受到與國內社會資本及其投資者的相同待遇，但不能獲得與國有資本完全同等的地位和作用。 
　　據陳金橋介紹，目前在嚴格遵循國際承諾以及實施對外引資的過程中，已經出現了諸多事先沒有預期的問題。相關政府部門正在考慮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以保障電信業對外開放工作的依法有序開展。 
　　中外電信運營商各有優劣，價格差異并非關鍵 
　　直接比較國內外電信市場的優劣勢是非常困難的，它涉及到電信企業的差異、市場結構的差異、經濟基礎的差異，以及宏觀政策比如匯率等方面的差異，所以合理的比較應在國內外電信運營商之間展開。 
　　國內外電信企業之間最大的差異在于產權結構，中國的電信企業是國有產權居于絕對主導地位，而國外眾多電信公司政府的股權比重已經大幅縮小，甚至在基礎電信設施領域政府部門在股權方面也不處于控制地位。在同一時間截面上，在不同的電信市場內來比較企業之間的優劣勢，可以概括如下： 
　?。?）中國電信企業的優勢：國有股權集中便于管理決策；市場規模和潛力巨大；不均衡的市場結構可以增強企業的控制力；技術標準統一有利于降低建設運營成本；政府主導資費價格可以帶來穩定收益；經濟社會環境穩定有利于消費需求持續擴大等。 
　?。?）國外電信企業的優勢：產權結構分散有利于科學決策；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可以分散決策風險；市場競爭環境規范有助于改善經營；發達的金融市場可以增強資金融通能力；充分競爭的市場結構可以激勵改善服務水平；高度市場化的定價機制可以提升客戶忠誠度；多樣化的人才渠道可以改進管理效率等。 
　　國內企業更多依靠外部環境和條件的賦予，而國外企業的可控因素更多一些。一旦國內外電信企業處于同一市場空間，這些優劣勢將發生逆轉。國外企業將能夠分享市場環境帶來的好處，而國內企業則無法在短期內效仿或超越國外公司內在的長處。從企業市場化運作的各個環節而論，中外電信企業的主要差距不在于網絡規模和技術水平，而在于運行機制、管理能力（特別是資金融通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和人才結構等方面；資費機制目前存在差異，但不是決定企業競爭力高低的關鍵問題。 
　　中國運營商是否還需要政策保護？ 
　　一個行業是否需要保護要看該行業的性質和市場化程度高低，一般而言自然壟斷的行業需要政府特別授權經營給予政策性保護，但同時會剝奪該企業在定價等方面的自主權。各國政府對競爭性行業給予適度保護，主要理由是該產業處于幼稚期，產業體系尚未建立，國內企業實力弱小，短期內無法承受外部對手直接競爭的壓力，這種保護具有一定的期限（過渡期），比如中國的汽車產業。 
　　電信行業具有一定的自然壟斷性質，同時又混合了一定的行政壟斷特性。各國在電信改革的過程中，首先糾正的是“行政性壟斷”。對自然壟斷的業務領域，比如固定本地電話，主要通過引入新的企業和發展替代業務來強化競爭。目前，中國電信市場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場，而且還擁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幾家全國性基礎電信運營商網絡規模龐大，技術水平先進，盈利能力可觀。國內多項扶持政策如初裝費、入網費以及加速折舊等已經取消，企業在國內市場開始形成實力接近的競爭局面。我們擁有世界第一大GSM移動運營商以及第一大CDMA移動運營商，部分企業已經具備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從這些條件來看，中國電信業已經不屬于幼稚行業，應當逐步擴大對外開放，使得國有電信公司能夠在國內外市場與國際對手展開較量，迅速提升競爭實力。當然，為了保障電信網絡和國家經濟安全，對特定業務領域進行必要的政策保護是可以接受的，也是世界各國的慣例。 
　　移動運營領域商機巨大，3G并非開啟未來的唯一鑰匙 
　　中國自從加入WTO以后，已經開放蜂窩移動通信業務市場，不過在地域和股權方面具有嚴格的限制。國外電信公司和投資者在中國加入WTO前，已經通過資本市場間接進入中國電信業投資，之后進一步提高了持股比重。 
　　全球電信市場目前正在進入移動通信引領增長的階段，用戶規模和業務應用快速增長，中國市場更加明顯。移動通信的話音業務非常成熟，在世界范圍內對固定話音業務都保持價格落差，而技術進步使其網絡建設成本和運營成本迅速下降。我國移動通信業務資費相對于固定電話資費的差距，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用戶發展勢頭不減，盈利空間大大超過一般國家。從以上角度分析，只要政策許可，國外運營商和投資者都會將蜂窩移動通信業務作為對華電信投資的主要選擇。 
　　但是，全球互聯網業務（包括固定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速度超過了移動通信業務，其業務種類更加多樣化，附加價值更高，具有廣闊的增長空間。從政策環境來看，管制的力度較小。所以，現階段國外企業在中國電信市場的投資反而是以互聯網業務運營為主。 
　　在中國電信業對外開放的承諾之中，3G并非一個特殊的領域，它包含在蜂窩移動通信業務之中，不過當時屬于尚未商用的下一代網絡業務而已。在此意義上講，3G并非開啟中國電信運營市場大門的唯一“鑰匙”。 
　　觀察國內電信業的現狀，打開市場大門以后，外資企業由于種種因素并不踴躍，投資規模小，經濟回報低，尚未形成非?；钴S的競爭局面。一旦啟動3G市場，將會形成巨大的產業鏈，拉動電信市場規模躍上新臺階。這一時機正好與中國擴大蜂窩移動通信業務開放范圍的進度相互吻合，我們相信會有多家國外電信公司力圖抓住這樣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上講，3G可能成為國外電信公司大舉進軍中國電信市場的良機。能否成為現實，還取決于國內電信政策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并非只對外資適用。 
　　目前國內的電信市場，語音業務的盈利能力逐漸下降，用戶發展速度也開始放緩，而非話音業務（大部分屬于增值電信業務）的發展速度不斷加快，盈利能力開始提升。盡管如此，在可以預見的3～5年內，主流的業務應用仍然是語音業務。 
　　因此，對于國外運營商而言，合理的方式可能是抓住兩端，通過參股合作來分享語音業務的豐厚利潤，而通過控股或者獨資經營來獲取增值業務高速發展的受益，運用之道，在于選擇合理進入時機、合作伙伴以及突出自身優勢、取長補短。